國內有機認證新標準嚴苛,導致成本飆升,更多有機農場走向灰色地帶,采取無證經營模式,這使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誠信面臨更大的考驗
自2014年4月1日,新版《有機產品認證管理辦法》(下稱《管理辦法》)正式實施。
業內的共識是,經過本輪修訂,中國的有機產品監管制度堪稱最為嚴格。為規范市場,那些實力較弱的小農場將被擋在有機食品門外。
而有機農業界的主流觀點認為,真正的有機農業公司規模都不會太大,有機農業并非資本通吃。
“大規模的地塊不適合進行有機生產。”中國農業大學有機農業技術研究中心主任杜相革說,有機農業的生產單元需要適度的規模,從管理成本、經營效益和盡量符合有機規范角度看,種植蔬菜500畝就是一個坎兒,大田作物是5000畝,茶園則不應超過1000畝。
原因在于,當有機種植的面積過大時,發生病蟲害的風險也會放大,一旦病蟲害蔓延起來,根本無法按有機種植的操作方法來對付和控制蟲害;而且,也難以做到完全按照有機種植規范來管理。
歐洲的有機農場都不大。美國雖有一些大型有機農場,但采取的是粗放化種植管理,不講究精耕細作,一個地塊種植一年,休耕三年,給土壤足夠的修復期。這種模式在耕地緊張的中國根本無法實行。
最嚴監管
從外觀看,無法分辨一棵白菜是否為有機蔬菜,也沒有任何科學儀器能加以區分。這就需要由獨立于交易雙方之外的機構對有機產品進行認定。目前,全球絕大多數的有機認證都是第三方認證。
中國有機產品認證始于20世紀90年代。當時,有機產品基本都外銷。初期是歐盟、美國的認證機構派檢查員來中國進行檢查,并頒發國外有機證書。1994年,原國家環保總局出于環境保護的目的,牽頭建立了中國有機產品認證制度,并批準一些機構開展有機產品認證活動。2004年,有機產品認證管理職責移交給國家認證認可監督管理委員會。
當年,全國經批準可開展有機產品認證的機構共有36家,代行認證權力。認證機構主要來自部委下屬機構、掛靠大學或科研單位名下的公司和民營企業。
隨著有機理念升溫,在2008年-2010年期間,國內有機食品市場高速增長,產業亦亂象叢生。
2009年在北京開始經營有機農莊的孫德瑋稱,當時獲得有機認證的企業中,大多數都不符合有機技術體系的要求。相當多的認證機構在審批上過于寬松,甚至只要花幾萬元,就可以買到有機認證,“這個行業從根兒上在潰爛。”孫德瑋說。
蔬菜、水果成了重災區,用普通食品冒充有機食品銷售的情況十分普遍。很多農企在獲得有機認證后,將普通蔬菜進行加工包裝,貼上有機產品標志售賣,其成本遠低于從源頭開始種植的有機蔬菜。
國內消費者對有機食品的信任度大為下降。形勢所逼,監管機構自2011年起,陸續修訂了《有機產品》國家標準和《有機產品認證實施規則》等一系列新規。一批造假的有機企業被淘汰出局,有機產品認證機構也減少到目前的23家。
杜相革稱,2012年部分新規實施后,“有機認證證書數量一度從1萬多張掉到7500多張”。
“一品一碼”,是新規的一項重要改進:有機食品在銷售時不但需要有機標志,還要有與其唯一對應的有機編碼,可以追溯產品的生產、流通過程。而且有機標志要按量核發。
比如,認證8000斤有機黃瓜,最小商品包裝是1斤裝的,就發8000個有機標志。“這讓企業手里沒有多余的標志,可以堵住魚目混珠的漏洞。”有機食品推廣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孫永江稱。
行業的逐漸規范,吸引了新的企業和投資進入,有機認證證書的數量再次上漲,目前恢復到整頓前。
原計劃在2012年配套推出新版《管理辦法》,但拖延至2014年4月1日才正式實施。杜相革分析主要原因是其中關于停止使用有機轉換標識的條款,在業界引起很大爭議。
所謂轉換條款,即從開始有機管理到獲得有機認證之前,企業所生產的食品稱為有機轉換食品,可以在商品包裝上貼有機轉換標識。
國外沒有有機轉換標識,因為這容易造成消費者的混淆,本來想買有機食品卻選了處于轉換期的食品。然而,徹底取消有機轉換標識,會打擊國內產業發展和生產者的積極性,因此《管理辦法》討論不休,最終,處于轉化期的產品只能按普通產品銷售。
這輪有機產品認證制度的升級,也抬高了有機認證費。以前是基于一個生產基地整體進行認證,按面積收取認證費。
現在的程序不再是追溯到一塊地上,而是要追溯到每一個品種。比如,一塊地種植西紅柿,要認證一次,下次再種植其他作物,還要再認證一次。這樣下來,多利農莊創始人、總裁張同貴測算,多利農莊每年的有機認證成本大約占銷售成本的2%。
接受采訪的業內專家普遍的看法是,國內的有機產品認證制度已經成為全球最嚴格的,一些地方甚至過于苛刻。一位出口型有機農業公司的經理說:“國內制定標準的人缺乏從事有機生產的經驗,新標準過于嚴格,不切實際,不接地氣。”
比如,在允許使用的投入品方面,中國比歐洲、美國、日本都要少。以前的有機產品標準規定,有機產品中的農藥殘留不得超過國家食品衛生標準規定限值的5%;現在的規定是干脆不得檢出。
一位接近聯想控股的人士稱,聯想控股對農業定位是保證安全、放心的農業產品戰略。現有情況下,真正做到有機標準,難度很大,所以聯想并未突出有機的概念。
即使在如此嚴苛的標準下,中國的有機認證仍未達成國際互認。
目前,只有歐盟和美國之間簽署了有機農產品[-0.32% 資金 研報]互認協議,歐盟或美國認證的大部分有機產品在對方市場上銷售時,可以不再經過當地認證機構的進一步檢查和認證,但是,這不包括根據歐盟標準或者美國標準認證的其他地區的農產品。
由于國家之間沒有等效性協議,因此,生產者和出口者的有機產品還必須付出高昂的重復認證費,以獲得他國認證。
小農莊的突圍
小農莊的煩惱是,被關在有機認證門外,又缺乏渠道和品牌。
孫德瑋經營的小農莊,位于北京順義區的龍灣屯鎮大北塢村,50畝地按有機體系耕作,每年出產約20種蔬菜。如果進行有機認證,新規實施前的費用是四五萬元,現在每年的費用飆升至近15萬元。這使很多小農莊干脆不去申請認證。
國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也認可“非認證有機農業”的存在,要求農戶能夠盡量按照有機標準生產,并公開生產方式,和消費者公平及時地交流。但所有產品都應遵守法律,按照國家標準進行標注。
這樣的運作模式,在國內其實一直有雛形:很多菜農都有兩塊地,一塊地里的蔬菜賣給市場,另一塊地自家吃間或送親戚朋友。前一塊地為了產量和賣相,會大量使用化肥、農藥;而另一塊地的種植未必能達到國家的有機標準,但產出相對有保證。
從“另一塊地”的種植模式出發,小農莊想出了一條出路——讓農民按照自己吃的“標準”種植、養殖,再向消費者提供這些農產品,并獲得合理的回報。
由此,兩條途徑應運而生:一是把菜拉到城市里,生產者與消費者面對面,北京有機農夫市集(下稱農夫市集)就是這樣的平臺;二是把城市里的人拉到鄉村來,讓消費者就地了解、體驗有機種植的不易。
這兩種方式,都是種植者和消費者直接交易。
2009年,小毛驢市民農園在北京市西郊成立,這是國內第一個開展“社區支持農業”實驗的農莊。所謂“社區支持農業”,是由一群消費者共同支持農莊運作的生產模式。這種有機小農發展模式在20世紀60年代發端于日本,隨后開枝散葉于歐美。
在小毛驢市民農園,消費者要提前支付一年或半年的菜金,然后每周獲得兩次蔬菜配送;消費者也可以選擇租種菜地。小毛驢市民農園總經理助理鐘芳告訴《財經》記者,農園雇傭當地村民,采用傳統的自然農法進行生產,并且承諾不施用化肥、農藥、除草劑等化學產品。
消費者分擔了農業生產者的風險,獲得了自覺安心的果蔬。目前,以租種方式一共包出去400多塊地,每塊約半分田,而小毛驢市民農園的產出并沒有申請有機產品認證,主要是靠加強與消費者的互動,來增進信任感。
常天樂走的是另一條路,她和朋友們以志愿者身份創立了農夫市集,把北京周邊的一些農戶匯聚到市集的平臺上,介紹給城市里的消費者,讓雙方面對面交易。雖然名為“有機”農夫市集,但來趕集的農戶幾乎都沒有得到有機認證。
常天樂說,農夫市集會謹慎地挑選可以參與的商戶,甚至到了“挺官僚的”地步,“有時經過半年的接觸、了解,我們才會考慮去他的農場考察,還要看農戶的人品怎樣”。
農戶進入市集后,也要遵守相應的制度。每年年初,市集會讓農戶提交一年的生產計劃;每周開集前,農戶還要申報所銷售的產品情況,開集時,會有志愿者拿著單子到攤位核對。
農夫市集目前的收入來源有三個:一是,從2013年5月起,參與農夫市集的農戶們開始按照經營規模付費,不會超過其在市集銷售額的5%;二是,設立了一個固定的售賣點,代售農戶的農產品;三是,市集有多個提供場地的合作者,市集利用其既有的影響力,給場地提供方帶來客流,從而收取一定的費用。
農夫市集參與的農戶有40余家,常天樂也辭掉工作,專心運營市集。她想把市集做成一個社會企業,不同于純公益組織,市集要能夠自我造血,找到可持續發展之路。
這些有機食品從業者的奮斗與相對成熟的美國市場相差甚遠,2013年美國有機食品零售銷售額已達350億美元,其83%的有機產品是經由大型銷售渠道,直接銷售只占10.6%。
而且,盡管堅持有機生產理念,這些農莊的不規范之處還是不少。比如,在農夫市集的推介材料中,一位有機農戶介紹自己澆灌蔬菜用的是“自家人的大糞”。
按照《有機產品》國家標準的規定,有機食品生產不應在葉菜類、塊莖類以及根塊類植物上施用人的糞尿;在其他植物上需要使用時,應進行充分腐熟和無害化處理,并不得與植物食用部分接觸。
孫德瑋對小農莊的無證經營模式也表示質疑,沒有獲得有機認證標識,卻打著“有機”招牌,“這是對民間信任的濫用”。有機農場走向灰色地帶,無疑使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誠信面臨更大的考驗。
現在,與常規農業一樣,有機農產品也糾結于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信任危機。只有解決了信任問題,中國的有機產業才能逐漸成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