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傳統中藥到現代中藥，我們正在見證著一場飛躍。“飛躍”這一哲學名詞的含義是，事物從舊制到新制突飛猛進的轉化。從藥食同源、神農嘗百草，到中藥步入現代化進程初起時期的融合，五千年文明飄忽而過。中藥，這位因循次第而邁著謙卑腳步緩緩前行的老者，也被裹入了時代奔涌向前的洪流中。

    有人也許會說，我們行業的水平跟歐美還差幾十年，發展很慢。殊不知，拋開旁系的參照，在以傳統文化為溫厚土壤的中國，我們中藥的發展非但不慢而是過快了——與中藥“天人合一”文化內涵相悖離的快，與社會文化和人文素養不同步的快，與中西文化交匯中缺乏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本體，另種文化渾然與之相融的耐心的快。

    缺乏清醒自知，盲目奉行拿來主義，削足適履。或許正是“快”的因由。

    中藥文化·自知

    中藥飲片炮制加工和成藥制作，都是一種融匯著制藥人精誠與專注的手藝。

    它的原料不是質量均一的物料。無論用何種現代化方法來如拉曼紅外、基地種植、篩選物種等調整，都不能將它做到質量均一。這個基本特性導致飲片和中成藥的制作方式，不能用人工智能的方式來重現。這是與化學藥最根本的區別。

    如同琢玉，如同造器。既然是手工藝，最有力的控制方式就是經驗，用存在差異的原料來炮制飲片或制作成藥，過程控制需要通過手感，嗅覺等來確定制作節點。所以，從非量化的文化背景中孕育而生中藥制作工藝的控制，不是量化的手段。這些看似缺乏精準執行的數據，是中國傳統文化形而上的“道”對于形而下的“器”的規約。

    把具有手工藝屬性的中藥做成工業化，就會產生矛盾。

    工業化是機器量化思維的產物，是在西方科學文化系統下產出的生產控制手段。機器沒有細膩的感官，它只聽從于設定的參數。無論什么來料，處理時都是同一模式。所以我們做中成藥和飲片，購進很多機器，最后的反應卻是：還不如未實施GMP的時候人工做的藥好。

    對中成藥來說，這種集矛盾于一身的感覺更甚。

    丸、散、膏、丹等劑型的成藥，是中藥湯劑的發展。成藥的起源，在于行軍打仗時攜帶和用藥方便。而戰爭中的軍人不需要痊愈，只要能治標繼續打仗即可，所以不需量身定做的傳統湯劑的靈活加減。這某種意義上來講，也是中藥制劑的一個自我封閉。它有先天的缺陷，這個缺陷，在工業化大生產的時候，被無限放大。固定處方（配比不同）和工藝，使用方便是其特點，但不能加減組方就凸顯了僵硬感。后來雖然伴隨著中醫理論的基本成型，經過宋元明清的發展，成藥越來越主流，出現許多老字號中成藥鋪，但是他們制作時還是遵循手工藝的制作方式，并且通過長時間臨床效果的驗證。當時的成藥作為奢侈品，只供少數貴族服用。堅持合理與精致。所以當時的產量，跟工業化時代無法比擬。在這種背景下，以手工藝的方式來制作，就能適應當時的發展，資源也不會枯竭。這是一個慢消耗的良性循環。

    現在的工業化則不然，大產量的中成藥品種，已經完全突破了這種平衡，它忽略了手工藝制作，用人工智能削平細膩的產品工藝特點，破壞性地掠奪了資源的產出，又用完全外來的指標化手段控制質量。最終中藥淪為了不倫不類的四不像。

    也許有人會說，這種觀點太保守。

    工業文明是先進文明，我們要先進，為什么中藥就不能？若拋開工業文明或歐美文明是否先進，即使我們必須這樣去工業化，那么既然已經破壞了手工藝的制作方式，脫離了它賴以存在的中醫藥理論，所謂中藥工業化的理論根據是什么？難道就是一句工業文明是先進的，是必須的？沒有相應的理論支持，只是空虛地認為工業文明必然好，繼而照貓畫虎，意義何在？與文化法西斯的區別何在？！

    所謂中藥現代化，正是以工業手段為基礎，把傳統藥材的質量控制“提升”為理化手段，把需要分別對待的不同藥材進行參數化統一管理，讓現代化手段決定中藥質量，而非讓它服務于中藥。所以說，這種本末倒置的做法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。新藥的研發，多數是以《傷寒雜病論》等經方或名老中醫的驗方的基礎上制備的制劑。

    傳統劑型丸、散、膏、丹里面的植物粉末雖無顯著藥理作用，但可以增加腸容量，現在的劑型中，這些古典制劑的精妙之處多已不見。在改變劑型的時候，為了追求工業化，用醇沉的方式去掉了淀粉、木質素、果膠等，大量有效成分，如：綠原酸、生物堿等，也被同時去除。

    飲片六神曲的晾曬時間，企業規定為夏天24小時，春秋48小時，冬天72小時，并嚴格以此放行。實際超出范圍的情況時有。企業不造假，如實記錄，但不采取任何措施。

    忽視了操作人員的感官尤其是手感，以及以捏開后的內部干燥程度來確定的控制節點。通過外表的觀察，就能預判內部的干燥程度，卻不知如何與GMP結合在一起，只能附會。所以，要想真正實行GMP，利用GMP這一工具，缺乏對自身的充分了解，必定無從下手，生吞活剝。

    西方理念·舶來

    GMP是舶來品，是在西方的人文化環境下產生的東西，必定與西方社會人文緊密相關。如果想嫁接到國內，必須充分明了他的特點和實用性，然后因物制宜，擇善而用。對于舶來品的盲目拿來，使我們對買來的硬件，建潔凈廠房的規劃以及外來的質量管理理念都一知半解。

    GMP是一個量化、可重復、可重現的精神核心，由原料藥出發，均可量化。跟中藥材及飲片的手工藝制作方法卻截然不同。所以化學藥品通過固定原料和工藝，容易在工業化下實現質量均一性。而拿來用于中成藥，就會產生很多矛盾的地方。

    我們在借鑒GMP和進行工業化發展時，不思考技術手段的基本含義和特點，沒有領會到它的精髓，只是簡單的硬件和概念壘砌，完全是在字面意義上去理解、復制。實施過程只能是形式化地買設備、套模板，例如：某些廠家純化水系統不安裝活性炭，原因是設備廠家建議裝了這個反而細菌更容易滋生。但實際，裝活性炭有個很重要的作用是為了除去氯離子，從而維護不銹鋼設備不被銹蝕。甚至已經使用了316L的不銹鋼管路，還保留著304不銹鋼管路時代的在線紫外燈、臭氧消毒燈，反倒不重視管路焊接。

    現在行業人員很多對自己行業的基本特點缺乏深入了解，不知道中藥制藥的流源與內涵，盲目地套用外來技術手段，結果只能南轅北轍。

    中西文化·融合

    中國和西方文化有根本不同。

    有人認為是快慢的關系，是同一條路，只是他們在前邊，我們發展得慢，追趕就行了。筆者認為，源頭、路向無一相同，類似于相異線或平行空間。兩種文明之間沒有優劣之分，也沒有先進與落后，只是表達方式的不同。

    文化的形成，有兩大因素，一是自身人種特點，一是環境影響。東方人更重精神層次的思辨，認為人只要修，就能達到圣賢的境界，而從不需要人來監督，也不認為人有完全不可控的缺點。儒道佛無不然。一絲不茍地應和自然，遵從規律，追求品質。所以我們講內圣外王、知行合一、圣王和賢相，就是說我們追求人治，追求哲人或圣人政治，而不重監督，至今依然。而西方社會共同信奉的基督教，強調原罪說，即每個人都有缺陷，沒有完人，所以必須要被制約才能發揮正面因素。

    西方近現代科學，強調重復性、重現性，所以他們強調制度制約，過程量化比對。中國文化發源地，都是依山傍水的平原。我們更講究跟自然的和諧，更重“視形而上”，重視自我修為的最終結果；而非過程得艱辛和可復制性。西方希臘等地多山，環境惡劣，不開辟不足以活命，所以他們更講究能重復的開拓手段。

    綜上所述，在這兩種文化背景中孕育產生的兩種藥品方向，中藥和化藥，也就各具特色：中藥講究手工藝的獨特性，處方藥材也許固定，但是需要臨床醫師判斷和調整比例；化藥講究可重復的科學性，追求純正單一。當在化藥基礎上的產生GMP舶來之后，我們發現中藥無所適從。這就是我們現在GMP實施最根本的困難。

    在傳統中國文化中成長的人，既是經過西方的科學教育，骨子仍保持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，并受其制約。文化的力量，不強勢，但深入骨髓。就制藥行業來說，我們缺乏講求可重復的習慣，缺乏根深蒂固的按照實際記錄、分析、改進的基本理念。所以，GMP理念拿來，作用甚微。只得“被迫”造假。

    中、西方文化是否有融合的可能？

    筆者保持謹慎的悲觀。從廣義的文化方向來說，屬于體系工程，可能更難融合；從小處的制藥行業來說，不妨嘗試在充分認識自身特點，堅持自身優勢，選擇性地利用科學手段，形成有特色的GMP。比如，制定工藝規程和操作時，按照實際放行控制的手段來描述，而輔助以其他外來技術手段。比如六神曲晾曬，以工人觀察結果為主，以時間為輔助參考。天氣等原因引起的變化即使超過所謂標準，同樣可以放行。

    中藥提取投料的控制及對膏子的影響，要根據中藥特點進行不同的工藝控制，出膏與藥材的傳統質量優劣掛鉤，而不是人為地拉平出膏率。藥材投料，應當準許企業搭配不同批次藥材使用；同時應當準許企業搭配不同批次提取物使用投料制劑。總之，從臨床療效出發，而不是空談質量指標。

    中藥現代化的行業發展，必須在充分自知的基礎上，借鑒、借用外來先進手段和技術，靠循序漸進的融合而實現。中國文化幾千年的傳承發展，都是以“我”為本體的借鑒、吸收與發展。不借鑒外來手段，會故步自封。但是，忽略了自身特點，則會越走越偏。